文艺批评 | 洪子诚：我不大会随机应变——答燕舞先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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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燕舞采访了已退休的洪子诚教授。在这篇访谈中，洪子诚教授谈起对文学、音乐的爱好，对新诗的关注与研究，对文学史的定义与书写，也谈及求学教学的经历，治学的原则和底线。
燕舞将学者赵园先生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的出版座谈会上的感慨称为关于洪子诚先生的最具洞察力的知人之论：“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
感谢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洪子诚
力 匕
我不大会随机应变
答燕舞先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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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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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教的家庭里长大
Q
洪先生好，说来惭愧，您的出生地“揭阳”并不是我特别熟悉的广东地名，您高中是在哪里读的，1956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是不是您故乡当地的一大教育和社会新闻？
这种选择和家庭背景的关系大么？
洪子诚
揭阳是粤东的一个县，属潮汕地区，现在是揭阳市。因为揭阳人总的说来缺乏浪漫气质，在文学、学术方面，出色的人不多，所以你不知道。但潮州你肯定知道了，有韩愈，有饶宗颐……揭阳距潮州60里，离汕头120里。
我高中读的是揭阳高中，一段时间还有点名气，现在好像有点衰落了。但你又有点看低我们揭阳了。50年代，（我们揭阳高中）每一届都有一些人考上北大、清华，至于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就更不用说了。
我初中开始爱好文学，一直到高中，读了大量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刚读初中一二年级时，就很认真地读批判《武训传》的文章，读《武训历史调查记》。我觉得书里的世界更精彩。我并不特别信奉所谓的“现实主义”，当时隐隐觉得，文学就是提供现实不能给予的东西，提升我们可能难以在现实中得到的东西。这个爱好，我不知道受谁的影响。我的父亲是医生。在学业方向上没有任何影响。（我的）家庭从来不干预我们的选择（父母也顾不过来）。我兄弟姐共九人，也没有人像我（这样）从事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他们可能觉得我有些虚无缥缈。
1956年中学毕业。第二排左三洪子诚
Q
我听您的学生说，您还“特别有小资情调”，是古典音乐发烧友。这样的业余兴趣，是不是和幼年经历也有关系？您喜欢听哪些音乐家和曲目呢？
洪子诚
我小的时候在信教的家庭里长大，一段时间在教会学校念书，自然会接触到西方的音乐（特别是宗教方面的；西方古典音乐，往往与基督教紧密关联）。但50到70年代，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认真听音乐的条件并不多，范围也很窄。上大学的一二年级，我在北大学生自己组织的音乐唱片欣赏活动中听到一些，主要是德奥和俄国的有限曲目。一直到80年代之后，才有较多的条件。
喜欢哪些音乐家也说不好，贝多芬等当然听得多一些，有一个时期很喜欢俄国作品，如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包括俄国出身或有俄国背景的演奏家（霍洛维茨、阿什肯纳吉、奥伊斯特拉赫和罗波特罗维奇等）。现在因为年岁大了，更亲近莫扎特、巴赫和海顿等，也能够稍稍理解后期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
但音乐我只是随意听听，真的没有特别当成一件事情去做，只是一种放松，消遣的方式。我的唱片也很少，音响设备更不值一提，入门级都说不上。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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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诗歌，中国作协可以改名为中国小说家协会了
Q
才上了一年大学，您就和高您一级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及同学刘登翰等合编《新诗发展概况》，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是不是都这样“大胆”或者说有勇气和激情？
洪子诚
应该是二年级。58年大学学生的“集体科研”是一项政治运动，是毛泽东号召/支持的无产阶级占领阵地的运动。几乎所有文科学生都参加了。这个情况，《回顾一次写作》中已经有详细叙述。
《新诗发展概况》比较特殊，既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但也带有几个人的“同仁”合作性质，它是由当时《诗刊》特别是徐迟建议、组织的。我们六个人后来多多少少都和新诗研究有关，如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都没有离开新诗。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的，尤其是受到大形势的鼓舞，就更是如此。
《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
作者：洪子诚，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Q
您一直到退休后都还在关注和研究新诗，这和几十年前的着眼点应该不太一样？
洪子诚
当代诗人常常受到许多指责，我一直觉得很不公平。由于诗歌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感，我又不会写诗，诗人对当代精神有许多其他人（包括小说家等）所不及的探索，包括语言的创新，所以我对当代诗人一直怀有敬意。
诗歌也是一种边缘性写作，有可能比较多的保持它的“纯粹性”。尽管90年代以来诗歌受到严厉批评，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如宗派冲突、小圈子倾向，有时欠缺厚度和高度等，但我还是觉得这二三十年中有不少很好的作品。我们的环境太不重视诗歌、诗人了。没有诗歌的文学（大家开玩笑说，中国作协可以改名为中国小说家协会），是很奇怪，也畸形的文学。
Q
1958年你们北大中文系五六级文学班批判王瑶先生时，张天翼正好也来你们班上“蹲点”，他当时在中国作协担任什么职务？这样一个曾经的大作家来到你们的校园中，和史料上接触到他名字时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洪子诚
他担任什么职务我现在记不清了，至少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在我们心目中，自然是个受到崇敬的作家，他为人亲切，并不摆架子，和我们这些学生关系很好，后来我们还到他家去。我们有一次还和赵树理在北海公园座谈。
张天翼（左）、赵树理（右）
Q
洪先生当年也是北大非常重要的学生杂志《红楼》的作者之一，而厦门大学中文系的谢泳教授在前些年对《红楼》杂志的研究中认为，“《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完成的……越往后越有价值”，对当年的《红楼》还有什么印象么，它对您有什么影响？
杨匡汉先生的弟弟当时是初中生，但却在《红楼》发过文章？
洪子诚
我并不太认同谢泳先生的说法，对50年代使用“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可能和现在有很大不同，这牵涉到对历史的看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难以说清楚。
《红楼》是北大学生的文学杂志，在当时北京高校中颇有影响。张炯、谢冕等都是主要负责人，但后来成为右派的张元勋、林昭，也都是《红楼》中的主要人物。
杨匡汉跟我是同级（56年进校），但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他就离开北大了。他的弟弟杨匡满应该是59级的，他给红楼稿子，应该是读高中。后来他进北大中文系，也是个校园诗人。
与学生一起，蓝旗营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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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意识不把文学史研究当成政治表述平台
Q
洪先生多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您1970年代后期与1980年代中期参与写作的《当代文学概观》及其修订版，以及1999年独立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后者，都被认为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
在你们的《当代文学概观》1980出版之前，当时的大学里比较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的教材有哪些？
洪子诚
在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基本上是附属在现代文学之后的，还没有独立课程，当然也没有成型教材。现代文学部分，我上大学时，因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已经受到批判，所以参考的主要是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60年代初，周扬组织编写大学文科教材，出来的就是唐弢、严家炎先生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60年代就有集体编写的本子，但没有流行。
《当代文学概观》（1980）、
《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
Q
您当年求学时读过的那些文学史“都是个人署名的”，经历了1958年后的集体编写阶段，后来您自己又重新开始“独立写史”，是不是很多感慨？
对处理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料中的所谓“敏感”的部分，您又是怎样成功规避风险的？
洪子诚
个人写史这个问题，我在贺桂梅的访谈“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中已经说到，真的没有特别明确的意识，也没有什么感慨，也不觉得有多重要。判断一部著作的价值，其实不是个人或集体署名的问题。但我同意，历史编写可以更个人性一些。
“敏感”部分在当代肯定存在。一方面，我有意识不把文学史研究当成政治表述平台，一些被人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的，我愿意从文学内部的方面来处理。如我不是简单地说毛泽东文艺路线是好还是坏，江青等激进派是怎样谬误。我会把重点放到这些文艺观念、路线和政策，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有这样的内部逻辑，它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造成怎样的后果等等，而不是做简单的政治评判。如果说批判力的话，我觉得这要有力量一些。
另一方面，遇到“敏感”问题，我采用点到为止的节制的表述方式。这不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上过写作课，听朱德熙先生讲课的时候，就体会到“节制”的力量。所以，在“当代文学史”出版的座谈会上（1999年），赵园有“老吏断狱”、陈平原有“寸铁杀人”的评价，但这些评价真的有点过誉。
Q
我一个年轻的中文系博士朋友很崇敬洪先生，她认为洪先生从延安时期开始把握当代文学，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新文学史稿”也是走这条路，最近“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截止到1937年，与您的分期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洪子诚
当代文学肯定要从延安说起，因为谈当代问题，都离不开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以及延安的路线在全国的推广。但“当代文学”在历史分期上，我还是倾向于从49年开始。因为四十年代的文学并不只有左翼文学。我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与“一体化”有关。四十年代还没有进入“一体化”时期。其实，复旦的陈思和先生也很早就从37年抗战开始来描述一个文学时期的问题，也是这种思路。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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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也是一种智慧
Q
洪先生1961年毕业就留校了，并没有师从名师读硕士或博士，这种“局限”可能反过来让您不拘泥于一家之言——我看到钱理群教授在对王瑶先生的回忆中就谈到了“出师”后和导师尤其是名师观点有异时的磨合过程。
那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中，您和哪些走得比较近，受过他们哪些比较大的影响？同辈中呢？我看到资料中您常提到张钟老师、钱理群老师。
洪子诚
61年毕业时，因为经济困难，毕业生分配遇到很大问题，我们是到9月才分配的。因为许多地方不要人，我们年级就留20多人读研究生，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到了年底，研究生人数压缩，我也重新分配，留我在中文系教写作课，属汉语教研室。所以，我确实没有确定的导师。
但我生活在北大，如果我有心，或者对导师之于做学问的重要性有认识的话，认识、取得那些有名教授的指点，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我没有这种自觉（部分原因是我上面说的胆子小，不敢登门求教），这样后来在学习、研究上便走了许多弯路。许多认识、方法，更多是从书本，从前辈、同辈学人的著作、论文中摸索、体会出来的。举个例子，我64年读严家炎老师那几篇论《创业史》的论文，就为他文字表述上，语词和所要表述的意思之间的那种紧密关系所触动。
当然，我上学时的那些老师，给我的影响也很大，如吴组缃教授将创作体验融进艺术分析的细致、到位（他分析《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影响很大），林庚教授对唐诗特别是李白的分析。他们不仅启发了我研究、分析的方法，而且，也坚定了我在日后对文学性对人的感性的重要性的某种信心，不把文学看成依附政治的那种附属物。
另外，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朱德熙先生对我影响也不小，但不是语法方面的，而是在思维方式、观察世界方式上的。他从不把事情，包括某个文本某个概念某种学说某个语句看作某种“真理性”的存在物，而是不断从各个方面、角度提出质疑，包括对自我的质疑。在五六十年代，宣布“真理”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成为教学的惯性运行方式的时候，这一点对我特别影响深刻。我后来也逐渐明白，宣讲、确认“真理”的一种智慧，但“怀疑”也是一种智慧。我前年写的“我的阅读史”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谈契诃夫的，题目就是《怀疑的智慧和文体》。
严家炎、吴组缃、朱德熙
Q
这个“我的阅读史”系列我读过一部分，记得钟惦棐、王朝闻、黄秋耘、王西彦、侯金镜和茅盾等先生当年都是给您印象很深的批评家，您自己为什么没走上文学批评这条路呢？
我在温儒敏教授对吴组缃先生的回忆中读到，“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您听说过这则掌故吗？当时和前来讲学的校外著名作家或批评家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吗？
洪子诚
我没有听说过茅盾讲这个话，但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几乎没有和任何著名作家、学者有过单独接触、交往，虽然不是没有这个机会。我住在未名湖边健斋的时候（“文革”和80年代初），王瑶先生住处离健斋只有一两分钟的距离，吴组缃先生也不远，我还带同学拜访过他们，但我自己从没有拜访、请教的念头。前面说过，这是我的不是，也是我的损失。
Q
我还记得一些和您当年的阅读有关的细节，比如您看丹纳的《艺术哲学》时还“画了很多红、蓝道道，还有不少批语”，当年看书有什么特定的习惯和独特的批注么？
洪子诚
应该没有，只是个人的习惯。后来我就不再这么做，因为如果我读的书被其他人看到，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当时的感触。
Q
还有一个细节，说是买《鲁迅全集》用去了您第一次工资的一半，当时的工资大概有多少？
洪子诚
毕业当实习助教时每月是54元，第二年转正为助教时是56元。这个工资，一直保持到80年代初工资改革时。
Q
您也曾提到，“对（1958年科研大跃进）这种流弊的清理，我后来花了很大力气”，具体是怎么清理的？
洪子诚
58年科研大跃进建立的文学历史叙述框架、线索，是按照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来划定作家、作品的，文学派别的历史位置决定了对它们的评价。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文革”后的历史反思、历史重写，就是在反思这个评价标准和叙述方式，这是贯穿整个80年代的。清理、反思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对现当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因此要做大量工作，我也是这样。当然，90年代后期以来，又开始反思80年代这种反思、重写的缺失，即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经验否定过多的问题。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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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报道矿难，我很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Q
“文革”中您在北大受的冲击大么？
洪子诚
只是遭到我上课、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的批判、贴大字报（见《两忆集》中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所以，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冲击。我说过，我是那种“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那种人，好不到哪里去，也坏得不出格。所以，不管什么运动，有我没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没出过风头，也没有大冲击。这是幸运，也是悲哀。
Q
您当年是在哪里上的“五七干校”？“开门办学”时去了震后唐山，又经历了怎样的百废待兴的过程呢？
洪子诚
北大的“五七干校”在江西南昌县的鲤鱼洲，离南昌市大概一百多里地，是在鄱阳湖畔。我在那里两年，后来也下过矿（门头沟煤矿）。现在经常报道矿难，我很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当时，么书仪最担心的是我在门头沟那半年。
而我们去唐山的时候，已经是地震过后一段时间了。我们只是呆了一个多月吧，因为“四人帮”被打倒，就让我们回校了。整个唐山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都是废墟。当时的灾害比汶川地震的严重得多，但在整个社会造成的震动，却没有后者强烈。这让我不大明白，但也许是我们并没有深入到受害者的生活里。也许是那时，人——个体的人的价值还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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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给低年级上基础课，愿意在课上挑战中学学习的那种模式
Q
从1961年留校担任汉语教研室的写作课教员起，到1977年转入新成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再到退休，洪先生这么多年一直花了大量时间承担繁重的基础性教学任务，这甚至让您的学术声名来得有些“迟”。一直到哪个年份，您还给本科生上课，上些什么课？又是分别从哪一年开始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博士是带到退休后就不再带了吗？
洪子诚
我一直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到退休之前两年还在上。我愿意给低年级上基础课，愿意在课上挑战中学学习的那种模式。我给本科生、研究生也开了许多选修课，大多是新诗研究方面的、当代文学思潮方面的，还有就是文学史研究写作的问题方面的。我好像是86年或87年开始带硕士生的，最早的硕士生是臧棣和董瑾。
我做的不大好，评我当教授要到93年，所以94年才带博士生。我63岁按学校规定退休，退休就停止招生了。
与学生一起
Q
您带的博士在绝对数量上不是特别多，带博士、硕士和本科生有哪些不一样的乐趣？我听说您的博士后来留在高校的比较多，您和他们毕业前的这种教学相长的乐趣能不能举例说一说？比如贺桂梅，我觉得在青年学者中就挺活跃的。或者还有其他您印象特别深的得意弟子？
洪子诚
这个问题太大，说不好。总的来说，我带的研究生大多都很优秀，学习很认真，并不需要我特别操心。当然也有的让我很操心。我的几位韩国博士生，可能花的力气要多一些，这也是自然的。
我从学生那里也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也会建议我思考、关注一些问题，建议我读一些书。我想我们是很平等的。有的学生总说怕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倒是有点怕他们。像贺桂梅，海南大学的刘复生，上海师大的钱文亮，中央民大的冷霜，社科院文学所的周瓒、萨支山，北大外院的胡续东，都很不错，有的做的比我好。
贺桂梅
刘复生
钱文亮
冷霜
Q
1991年至1993年赴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是洪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您当时的讲稿整理后于1997年由香港青文书屋以“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为名出版。在日本期间的沉思，使得您归国后陆续写出《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概念》等重要论文。
这次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对那里教过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印象？中国当代文学较之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他们是不是显得很隔膜？
洪子诚
我去日本是90年代初，在那里两年。按东京大学的规矩，在那里任教的外国教师，统称“外国人教师”。我教汉语（很搞笑，我的发音很不标准，语法什么的都忘得差不多，但东大的教授说，没有关系，说不定有潮州音的日本学生也很好），也上当代文学课。
那时，当代文学在日本只有作品翻译，和一些有名作家的评论，文学史教学基本没有，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当时日本学者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部分。所以，我在那里并没有多少交流。现在情况是否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去年在台湾上了半年的当代文学史课，台湾也是一样，高校里很少有专门的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教师加起来可能不到十个人。
2015年，洪子诚在台湾清华大学的结课合影
力 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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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
Q
今年上半年，7卷本的《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由北大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情了。我记得，在当时的研讨会上，赵园先生说：“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洪先生的特别之处，在我看来，也在学人而有文人气习”，“洪先生常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
您为什么这么“怯懦”和“犹豫”——我接触过的您的学生普遍反映，您很谦逊甚至是充满自嘲，这仅仅是因为性格原因吗？赵园先生所提到的这种“坚硬”是怎样保持下来的？
能说说您治学的原则和底线吗？
洪子诚
赵园的说法很有意思，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设若我不是生活在北大，肯定是另一个样子。我是个脆弱、心理不是很坚强的人。我的生活常常无法摆脱莫名其妙的“自省”。在北大，我的那种坚持比较容易做到，换另一个环境，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如果你对自身有一种要求（信念），相对来说坚持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性格上，我确实是个不自信的人。我的讲课、研究都是这样。我常常问学生，我这样讲、这样写行不行。《中国当代文学史》完稿时，还认真问过贺桂梅“你觉得怎么样？”。我在研究时，面对“对象”，哪怕是一些受到鄙弃、谴责的人物，我有时都会产生“我有资格（学识、智慧、感受力和才情）评论他们吗”的疑问。
但也许确有某些“坚硬”的东西，就是我一个时期的认知，我的感受。我不大会随机应变；或者说，但我要做出随机应变的决定的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会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事情。从从性格上，我也不习惯热闹，喜欢独处，对各种潮流，因为觉得自己跟不上，后来就转化为保持距离。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在我最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在研究中，我经常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混沌不清。总之，如果说有“坚硬”的方面，就是不太投机，不愿对权势者（政治的、学术的权势者）谄媚。
Q
再说“校园对于其间人物的影响”，您和夫人在《两忆集》的序言中也说“今生今世能够生活在未名湖边，生活在北大，生活在与清华一墙之隔的园子蓝旗营，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幸福”，“像我们这样一家人都和北大中文系撕捋不清的人家大概也不多见。按照现在的看法，这也真是够悲哀的事情。”如此长久地生活在未名湖边，您最感激的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洪子诚
这段话是么书仪说的，我其实没有她这样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校园，可能是一种幸运（特别是针对当代中国经常的事变），但也是很有缺陷的。我的生活单纯，单调。以我这样的经历，也常常有我有没有可能评述当代历史的胆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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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忆集》（2009）
Q
曹文轩教授也特别提到您始终保持对新潮学术理论的熟悉，您是怎样保持和青年学者的同步对话而不“落伍”的？
洪子诚
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有一种更新自己观念、知识、理论的渴望，我也不例外。曹老师可能过奖了，我对新潮理论虽然也接触，也读过许多国外著名理论家的著作，但有许多并不完全，也有的确是不求甚解。但我还是努力去做。在学校里教书，特别是北大这样的学校，有不少优秀学生，你要上课，和他们对话，就必须加倍努力。我直到退休之日，一直经受很大的这种压力。说的好听，这是一种责任心，但也可以说是爱面子，我不愿意学生说我是个落伍的、不学无术混日子的人。事实上，学生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思想、知识等方面，也包括他们的质疑。
Q
么老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元朝戏曲和戏剧，和很您的专业很不一样，你们互相之间的影响大么？
洪子诚
在一起生活，影响应该是有的。但没有仔细想过，现在说不清楚。她的文字比较有水分，有弹性，这对我应该有影响。在历史叙述的态度、方法上，她也可能受到我的一些启发。但我没有她那么认真，对材料等等总是付出很多力气。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洪子诚画传》
2018年第5期
明日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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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洪子诚画传》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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